許怡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正掀起一場以“機器換人”為主要抓手的自動化升級浪潮。無疑，以“機器換人”為特征的升級轉型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制造業企業多年來“招工難”“用工貴”的人力資源困境，也助力許多企業持續提升市場競爭力，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向上攀升，成為兼具品質與價格優勢的“中國制造”標桿。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所引發的社會效應，例如“機器換人”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及造成的潛在失業風險、技術變遷之下勞動者工作內容和方式的變化等。
2013年就有國外學者預測，機器人和計算機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率可高達47%，其中制造業生產工人屬于高風險的被取代職業。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目前機器人對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替代率還不足1%。盡管如此，社會和輿論卻依然對可能到來的技術性失業感到焦慮。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就業人口自2013年起持續下降，5年間減少超過1000萬人，除產業外遷因素外，“機器換人”亦被視為主要因素。
誠如人工智能領域專家馬丁·福特所言：“智能機器能否有一天侵蝕一般人的工作，這個問題不能從歷史中學到，而是要由未來的技術本質來回答。”而本輪技術變革的特征則是，不斷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和具備視覺、觸覺和深度學習功能的機器人已日漸具備在各領域取代勞動者的潛能。
如何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危機？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僅僅關注“機器換人”的數量和替代率，還應重新反思人與技術的關系。“機器換人”一詞暗含的意思是，工人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是可以被機器人這種新的生產要素所取代的，而“機器換人”的決策無非由企業管理者根據投入與回報、生產效率、生產質量等因素制定。那么，人與機器還能存在另外一種關系嗎？機器能否成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助力和補充，而不是把工人替換掉？結合工業自動化進程的歷史經驗，這種“機器助人”的技術變遷路徑應該是可行且切實存在的，但必須至少具備以下3個要素。
一是形成社會共識。機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產生深刻影響，因此選擇何種技術變遷的路徑應經過全社會廣泛討論，最終形成一種社會共識。然而，過去若干年的企業自動化升級幾乎是由企業單方面主導的決策路徑，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企業實施以削減人工、節約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為導向的“機器換人”技術改造方式。
二是對人的勞動價值的尊重。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一種輕視藍領勞動的心態，包括職業技能學校的學生也抱有“學技術是為了不做工人”的想法。“機器換人”歸根結底是對部分人類勞動（如重復性的體力勞動）的否定，認為機器可以替換工人將生產流程自動化，甚至還可以監控和管理人工作業。倘若以“機器助人”作為技術改造的核心理念，那么生產流程應以人為中心，機器應成為工人的助手，生產與管理應輔以工人小組作業、車間工人編程、工人參與自動化解決方案等做法。這無疑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提出了更高標準，由此也需要不斷健全對勞動者的技能培養體系。只有當工人掌握了全面且不可替代的技能時，才能成為機器的主人。
三是做好制度設計。能否扭轉效率優先、技術優先的“機器換人”策略，不能光靠呼吁企業經營者或工程師改變替換勞動力的思維，而有賴于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盡管目前中國的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替代率尚且不高，但我們不妨未雨綢繆進行一些設想。
比如，關于市場激勵制度。過去若干年各地政府對實施“機器換人”的企業均有不同程度的補貼，倘若社會達成了“機器助人”的理念共識，那么未來的政策激勵導向或可作出相應調整，以保障就業、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鼓勵勞動者參與技術改造等作為激勵準則。再比如，關于社會保障制度。技術進步引發的就業人口減少也許終將難以避免，因此需要強大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失業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這又不可避免牽涉稅收等其他財富再分配制度調整。
技術的發展歸根結底應該服務于人類社會，應成為廣大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和實現全人類共同進步的工具。“技術決定論”或是由企業單方主導的技術革新則可能與該目標背道而馳。只有當社會各方對技術的發展路徑展開充分討論并達成新的共識，“技術之善”才可能被重新激發，技術發展的紅利方能惠及每一個人。
（作者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