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我深吸了兩口氣，接著一位名為安迪（Andy）的穿孔師刺開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間的肉，嵌入一個裝在米粒大的玻璃容器里面的微芯片。于是我成為了世界上最弱的電子人（cyborg）。
注冊以后，該無線射頻識別（RFID）芯片就可以讓我直接利用它來開門，登陸電腦系統，購物結賬——前提是那些系統使用了恰當的軟件，且部署了非接觸式芯片閱讀器。
目前，那意味著我可以從位于威斯康辛州河瀑布郊區的Three Square Market公司餐廳里的自動售貨機購買奇巧巧克力。本周，該公司成為了美國首家向員工和少部分記者提供這些芯片植入的公司。它致力于向全球各地的企業提供自助式“微市場”，為自動售貨機經營商提供解決方案。
緣何要給員工植入微芯片？
植入微芯片的想法出現于今年早些時候。當時Three Square Market的國際發展副總裁托尼·丹納（Tony Danna）造訪了瑞典一家名為Epicenter的合伙辦公平臺，后者自2015年以來就一直給員工植入微芯片。
“我當時在試圖向他們推銷一個市場，但我自己卻被他們的芯片吸引住了。”丹納向《衛報》表示。
在他回到威斯康辛州以后，他的同事在聽說該項技術后都“非常興奮”。于是公司決定探索它的潛力，第一步就是給自己的員工植入芯片，試驗通過開發定制的軟件來開啟一系列的體驗。
Three Square Market首席運營官兼總裁帕特里克·麥克馬倫（Patrick McMullan）表示，“當我們看到該技術被其他人采用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為什么不能也采用呢？”他也坦言目前該技術的應用范圍相當有限，“當初誰能猜到手機會發展成現在這樣呢？當初誰會料想到汽車會發展成無人駕駛汽車呢？該技術的應用并不只是包括開門和自動結賬。”
該項目是一個完全自愿的項目，但該公司的80名員工當中有50多人已經報名參與。
營銷高管凱蒂·蘭格（Katy Langer）沒有參與。“我擔心會有健康影響，擔心它未來可能會給身體帶來什么影響。”
“我不喜歡讓外物進入我的身體，我不喜歡那種針刺。”銷售總監梅麗莎·蒂明斯（Melissa Timmins）補充道。她本來很擔心植入芯片會帶來什么影響，但后來改變了主意，決定參加該項目。“我做了一番研究，現在我為該技術的種種可能性以及我們未來對其的發展感到十分興奮。”
在周二的芯片植入派對之前，河瀑布這一只有1.5萬居民的小城鎮最盛大的事情就是一年一度的游行樂隊和選美冠軍游行活動。但現在，全世界的媒體都來到了當地——Three Square Market始料未及，但同時也覺得很激動。該公司甚至找人制造了印上“I’ve been chipped”（我植入芯片了）字樣的T恤，將它們派發給參與者，將此作為一種Instagram營銷推廣工具。
自愿的“小白鼠們”先簽署了免責聲明，然后排隊讓安迪來完成微芯片植入流程。房間里放置了10多臺電視攝像機，擠滿了記者和Three Square Market的員工。房間的另一側則放著一張放滿飲料和零食的長桌。
植入的芯片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非溶性芯片類似于那些植入到狗的頸背和貓的脖子的芯片（以防它們被偷走，或者跑掉了），但數據存儲空間要大一點。
那些植入人類的芯片來自一家名為Biohax International的瑞典公司。該公司的創始人喬萬·奧斯特倫德（Jowan ?sterlund）稱，他的這一想法是受到了1995年的電影《捍衛機密》（Johnny Mnemonic）的啟發。在該電影中，美國男影星基努·里維斯（Keanu Reeves）飾演的角色將機密數據存儲在植入物當中。“就是源自那部電影，”他向USA Today表示，“自那以后，我就想要做這個。”
記者奧利維亞·索隆與為她植入微芯片的安迪合影
在科幻電影中，植入到人體皮膚底下的微芯片被用來跟蹤個人——像是GPS設備。然而，跟寵物微芯片技術一樣，Biohax International的芯片也不是那么運作的。該植入物完全是被動的，也就是說它沒有電源，只有在處于閱讀器幾英寸范圍內才會被激活。它就像是非接觸式的信用卡或者交通卡。在電子人功能上，我顯然更接近于是密鑰卡，而非機械戰警（RoboCop）。
這類芯片在后端才能夠被用于跟蹤活動——通過收集員工每一次購物、使用復印機或者進入辦公大樓時所產生的數據。
被問到該類芯片還可以用于哪些應用時，Three Square Market稱，人們可以將他們的醫療檔案或者護照數據放到芯片上。更加先進的、自帶電源的芯片最終可能會被用于GPS跟蹤。
“有家長向我們反映，他們想要給他們的小孩子植入GPS芯片。”Three Square Market的CEO托德·韋斯特比（Todd Westby）說道。
幾乎所有的這些潛在應用都可以通過其它的手段來實現，比如智能腕帶、ID卡或者Apple Pay移動支付服務。即便沒有任何的硬件載體，也還有像指紋掃描或者臉部識別這樣成本更低、不需要進行小手術的生物特征識別技術。
未來的應用前景
為了了解該類芯片的一些長期應用，《衛報》采訪了數位植入植入物至少有一年的生物黑客、記者和藝術家。對于他們當中的多數人來說，那些植入物不過是噱頭而已。
然而，在2003年植入RFID芯片以后，藝術家梅根·特瑞娜（不是那位歌手）花了四年時間來探索“人機界面、電子人、監控和肉體的自主性”問題。
她說，現在她植入的芯片成了“被棄軟件的典型例子”。她是指該芯片的軟件已經不再被它的創造者出售，也不再得到支持。特瑞娜表示，她“很確定”未來某個時間點她將會把它當做“古老界面”來探究。
“但不同于這些年的智能手機、臉部檢測甚至社交媒體平臺，植入物并沒有顯著改變我們的科技生活。”
前美國總統候選人、知名的超人類主義者佐爾坦·伊斯特萬（Zoltan Istvan）則持更加樂觀的看法。他于2015年植入了一個芯片。“作為一位喜歡沖浪和慢跑的人，隨身攜帶鑰匙相當麻煩。而植入芯片的話就簡單得多了。我認為，它完全不是噱頭。”
伊斯特萬稱，植入芯片要實現廣泛普及，就需要有標準化支付協議來讓個體可以在任何閱讀器前揮動手掌——不只是Three Square Market公司里面的芯片閱讀器——進而不必使用信用卡。“這是一個有待爆發的、規模將達數十億美元的市場。”
目前，這些芯片在瑞典最接近于實現大范圍的普及。據Biohax International稱，它已經在該國植入了大約3000片芯片。最流行的應用是在瑞典的鐵路系統中充當非接觸式智能卡的替代品。
奧斯特倫德指出，該技術要好于生物特征識別技術，因為它不會給你帶來指紋被黑客盜走的風險。不同于你的指紋或者臉部，芯片隨時都可以替換或者重新配置。
不過，該類芯片激怒了一些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人。他們將其視作“獸的印記”。這種恐懼源于圣經里的啟示書《啟示錄》（Revelation）談到野獸前額或者右手的印記的一個段落。
奧斯特倫德跑去征詢神職人員和神學者，尋求以一種“恭敬的方式”解決這些憂慮。經過詢問，他了解到，“mark”（印記）一詞源自希臘語中的“stigma”一詞，“stigma”可翻譯成商標、劃痕或者紋身，“但絕對不會是帶有NFC電路的生物可相容的小容器。”
此外，奧斯特倫德說，很多人都選擇將芯片植入到左手；撒旦偏愛右手。這種邏輯并沒有阻止大量的人通過發郵件、發Facebook消息、制作YouTube視頻等方式來告訴他，他是在干撒旦會干的事情——但這并并沒有干擾到他。
